如何保住儿子在家上学,成了吴先勇生活的全部重心。
吴先勇39岁,长沙市岳麓区润泽园社区的吴家大屋是他的祖业。11岁的儿子小波从未踏进校园一步,胎教时放音乐、襁褓中放动画片、1岁开始教认字……在他的“创新式教育”下,儿子7岁就学完了初中数学,9岁时,数学成绩已达到长沙市初一学生的水平。
在吴先勇的眼里,儿子就是“天才”,只有他才能教好儿子。
3月26日,记者来到吴家,包括其妻李芳在内的全家人均对他的做法无法理解。
记者 戴鹏 雷昕
抢人风波
吴先勇最近常做的一件事是联系媒体。他要留住儿子小波在家上学。
2012年9月18日,已经分居一年多的妻子李芳与社区工作人员、律师、记者等十余人用强制手段打开了吴先勇住宅的大门,并将小波带到望月小学接受知识测试,希望送儿子上学。
“因为我坚持让儿子在家上学,她(李芳)认为我有精神病,要把我送去医院。”这彻底激怒了吴先勇,也让他感到恐慌。为了保住对儿子的教育权,他决定起诉妻子和社区,并四处联系媒体寻求支援。
3月26日,记者见到吴先勇时,他面色惨白,脸颊凹陷,眼神倔强。这已是两天内他接受的第三次采访。
同样疲惫而紧张的还有小波。他感到,自从2011年4月父母分居后,生活就乱了。“去学校拍电视(电视采访)时,大家都看着我,好像看怪物一样……本来我就不想去学校,现在更不想去了。”
在小波看来,这场抢人风波带给他唯一的收获是:出生以来第一次写作文:帮爸爸打官司的证人证言。
父子校园
吴家大屋是一栋建造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的三层老建筑,每层两间套间。除了一楼已经出租的房间外,其他房间均大门紧锁,一楼楼梯口还加了一道铁门。
吴先勇说,自己和父母亲关系不好,跟妻子又正在闹离婚,现在只有儿子和自己住在这里,“这里就是我们父子俩的校园。”
通过昏暗的楼梯,记者来到三楼,小波正在厨房做家务,狭小的卧室打扫得干净而整洁。
卧室里只有一张书桌,上面放着两台笔记本电脑,吴先勇说,自己给儿子上课几乎都是用电脑,教材和习作是用电子版在电脑上完成,课外书就直接从网络上下载阅读。
两台电脑共享一根网线,墙上还装了一个摄像头,吴先勇可以监控到小波上网的全过程。“我怕儿子上网学坏。”吴先勇说,更多的时候,他会把儿子上网的端口关闭,只留QQ。
记者打开小波的QQ,里面只有一个网友。
自学教育
为什么不让小波去学校?吴先勇的解释是从自己的童年开始的。
“我初中毕业后就没读书了,但我的知识水平远远超过了初中水平。”在吴先勇眼里,学校不是学习的好环境。“有一次,我一个同学在上课时想上厕所,老师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说他是‘懒人屎尿多’,引得哄堂大笑。我觉得这是老师对学生莫大的侮辱,从此我就不喜欢上课了。”
初中毕业后的吴先勇自学成为一名电器维修师,后来又自学了计算机应用。他觉得自学是一条不错的路子,于是,在2002年儿子小波出生前,吴先勇便决定要由自己来教育孩子。
当着记者的面,小波不到5分钟就编写了一个新程序,在电脑上绘制出一座房子。“9岁时儿子就开始学编程,不到一年就学会了。”吴先勇得意地说,“十年来,我没有上班,就靠出租房屋的收入维持生活。我天天给儿子上课,就是因为我太爱他了。”
优与劣
2012年9月,在社区居委会的强烈要求下,曾对小波做过一次知识测试。
参加知识测试的望月中心小学数学老师易亚杰说,小波的语文、英语成绩已达到同龄人水平,数学的基础打得尤其牢靠。“按年纪,当时他应该读小学,但是数学成绩已经达到了初一的水平。”
但记者注意到,小波的学习并不系统,除了语数英,其他学科很少涉及。
孤独隐患
社区是从2011年底开始关注小波的。
社区工作人员熊立钢说,2011年12月,他们发现吴先勇很少与他人交流,性格孤僻,夫妻感情不合,家庭矛盾突出。继而注意到小波被长期关在家中,没有去学校上学。
社区以书面的形式向咸嘉湖街道办事处汇报,街道立即组织多部门及律师,多次上门做吴先勇的思想工作。“我们上门去,吴先勇就是拒绝开门。因为他没有违法犯罪,我们也不能采取强制措施。”
熊立钢解释,吴先勇在家为孩子上课的行为并没有违反国家《义务教育法》。他对孩子具有合法的监护权,且没有虐待、暴力的行为,社区只能继续做工作。
但比起学习,母亲李芳更担心的是孩子的性格。“我怕他会孤独、自闭。”
“小波缺少跟其他人的交往,一直是封闭式学习,这会直接影响到他走入社会后的生存问题。”易亚杰担忧地说。
(文中吴家人均系化名)
特写
小波:唯一的朋友是远在山东的网友
寸头、眉毛浓密、白净的脸上血色很淡,眼神里有着11岁少年不该有的迷茫。
小波每天的生活就是围绕着吴家大屋这栋迷宫式的建筑,屋内是教室和休息室,大厅是羽毛球场,内阳台是足球场,外阳台是乒乓球室和游戏室。
7岁前,他已学会了洗碗、煮饭、煮绿豆、做蛋饼。7岁后,他还学会了做菜。今年3月,在爸爸生病后,他学会独自一人出去买菜、买米粉、买冰淇淋。
在小波的印象中,父亲一年会带他出几次远门。11年来,他爬过一次岳麓山、去过两次湘江边,最远的一次是去宝南街买手机卡。每一次出门的经历,小波都如数家珍。
因为怕父亲担心,11年来,他只偷偷地跑出去两次,两次都是为了找一个篮球。这个篮球是社区工作人员去年春节来家中看望时送给他的礼物,被父亲扔出了门。“当时我不敢阻止父亲丢”,小波说。
在与记者交流时,小波正襟危坐,双手紧握。说话时不住张望,遇到不想回答的问题,他总是用“不好说”带过,如同记者曾遇过的一些成熟而老练的采访对象。
小波唯一的朋友就是QQ上那名远在山东威海的好友,也是父亲安排认识的。“我不适合交近距离的朋友,我和别人不一样,因为我只在家读书。”小波的话中有些许迟疑和落寞。
在他心中,父亲几乎是“神”,“只要父亲告诉我的,我都相信。”说起这些,小波非常坚定。
吴先勇:等孩子什么都学会了,就让他出去
瘦、脸色苍白,头发梳得很精神,衣服干净整洁,但眼睛有点木然,这是吴先勇给记者的印象。
他不抽烟、不嚼槟榔,也阻止记者抽烟,“不要在这里抽。”他看着自己的孩子说。
面对记者,他明确表示,是“希望媒体能够呼吁,我只想保证孩子的这种受教育权”,但说及自己的教育方式,他不愿多谈。
对于孩子的未来,吴先勇说,“就这样一直学下去”,在他看来,等孩子什么东西都学会了,就让他出去做事,想做什么就做什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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